朱德致毛主席、党中央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着手研读主席亲自审定的第57号文件之际，对于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背叛党纲、卖国求荣的罪行，深感意外，同时也怒不可遏。随后，我又阅读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相关资料。
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皇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枚深植于主席身旁的最危险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实乃幸事一桩。此举进一步净化了我党，使之更显崇高伟大，同时也更加凸显了毛主席的英明与伟大。这无疑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的又一辉煌胜利。
我坚定支持主席及党中央针对林彪叛党集团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举措；我全力赞同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并对林彪的死党黄、吴、李、邱等人的停职反省予以坚决支持；我全力拥护军委办公会议及中央专案组的成立。我必将以坚定的立场，与主席及全党全国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揭露并批驳这个可耻的叛徒。
近期，我反复回顾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历史以及林彪其人，深感他走向反党反革命的歧途并非偶然。他出身于地主阶层，其个人英雄主义与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痕迹，早在井冈山时期便初露端倪。当时，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党组织试图从他所在的连队中抽调人员和枪支，却未能如愿以偿。他置党和革命的整体利益于不顾，顽固地坚守着狭隘的小团体观念，这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一种扩大。
自井冈山时期我军建军伊始，便确立了军事人员须服从政治委员指挥的原则。然而，有人对此持有怀疑态度，对政治委员的领导地位亦持排斥态度。面对党派来的政治委员，他们拒绝合作，不遵从其领导，更有甚者，甚至将之排斥在外。他们仅青睐政治部主任，以期实现个人独裁的愿望。
他始终对上级持有轻视之心。在井冈山时期，身为连长的他，便对营长周子昆同志抱有偏见，屡屡试图反对他。及至他升任营长，又开始对团长王尔卓同志心生不满。回想起遵义会议后，他公然对毛主席发起攻击，图谋夺取毛主席的权力，以及此次企图加害毛主席，公然悖逆，图谋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些行为背后，都有着其深刻的阶级和历史根源。
随着毛泽东思想逐渐融入民众心智，国内外革命浪潮愈发汹涌澎湃，正当他们企图的反动图谋难以得逞之际，他们便伺机逃向苏联修正主义阵营。显而易见，他们与苏联修正主义势力以及其养的门徒王明早有勾结之嫌。
在抗战时期，他于苏俄修养病数载，归国后（中央理应严格审查其过往历史），便大力赞誉蒋介石拥有“和平的诚意”，并积极倡议前往“说服”蒋介石，避免与共产党发生摩擦。在他的屡次恳请下，中央最终同意他前往重庆进行“说服”工作。然而，他在重庆逗留了一个多月，却一无所获，空手而归。回想起当时王明等人所倡导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难推测，他们背后或许有着国际势力的支持，是一群具有特殊背景的人物。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德
1971年10月22日
02 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
在我记忆中，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的部队从广东迁移至江西大庾期间，林彪当时身为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他一度擅自离队，向梅关逃逸，后又在途中折返，声称愿意留在部队不再离去。他向我透露，沿途中遭遇了百姓的搜刮和暴力，有时甚至发生了惨无人道的杀戮，这使他无法继续逃跑。由此可见，这个曾经的叛徒林彪虽然心生动摇，想要逃离，但又陷入了绝境，不得不返回队伍。
二、大叛徒林彪素来倚重封建关系，私相授受，提拔亲信。
林贼自第七连连长任上起，便任命其表弟为勤务员，并将连队的一百二十元毫洋伙食费委托其掌管。然而，该犯竟在掌管款项之际，携款潜逃，投奔了敌军。
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之后，次年即1928年，在一次激战中，红军再度将林彪的表弟俘虏。林彪竟不顾敌友之分，反而重用此犯，安排其在团部担任勤务员，甚至让其携带驳壳枪自由出入团部。此举最终被团部领导察觉，遂将其驱逐。这一事件表明，大叛徒林彪任用亲信、破坏党纪的行为并非始自今日。
三、林贼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在早年，他便屡次破坏红军的纪律，常与勤务员等一众亲信聚在一起，吃喝无度。每至一地，便常常抓取百姓家中的鸡只，却从不支付分文。尽管在批评之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之后，他又旧态复萌。
四、在主席的领导下，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实施战略转移，挺进赣南。占领大庾城后，二十八团负责对新城和赣州方向实施警戒。然而，未料及的是，在黄昏时分，敌军突然发起攻击，双方随即爆发了激战。
彼时，主席亲赴前线阵地，实地勘察战况，却发现二十八团未能积极组织有效抵抗，边战边退，林贼率领的部队亦随之溃散。主席随即下令，必须组织部队坚决打好这一战，击退敌人，否则将对后续转移产生严重影响。
林贼对主席的命令置若罔闻，竟径自从主席身旁冲出，抢先奔向安全区域，全然不顾主席身处敌人追击的险境。
我亲历其境，力劝林彪不得擅自离去，但他置若罔闻。幸亏随后我军部队成功击退了敌人的攻势，这才确保了主席的安全。这桩事件揭示了林彪在关键时刻的临阵脱逃，以及对主席安危的无视，暴露了他对主席缺乏任何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情感。这一幕至今仍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五、大庾战役结束后，夜幕降临，我们于四十里外的杨梅村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激战中不幸受伤。主席嘱托我转告林彪同志，要他务必精心照料何挺颖，并想方设法将他安全抬离战场。
我向林彪传达了主席的命令，并强调何挺颖同志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优秀成员，务必妥善照料，将其安全抬走。此事若处理不当，恐将影响两个部队间的和谐关系。
林贼当时信誓旦旦，然而事后却将何挺颖舍弃不顾。事实上，当时将何挺颖带离并非全无可能；何挺颖之被遗弃，林贼难辞其咎。这再次彰显了林贼自私自利，对阶级兄弟、对战友缺乏革命情感的恶劣行径。
六、在寻邬圳的激战中，我军总部不幸遭受敌军突袭，毛主席与朱德同志险些遭遇不测。当时，林彪所率部队负责警卫任务，然而在总部遭受袭击之际，林彪并未坚守岗位掩护军部，反而早已逃往山上，因此对于总部遭受攻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后，我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批评，然而他却拒不认错，反而将责任推卸，狡辩称军部曾命令他率领队伍提前抵达罗浮嶂，并未赋予他掩护军部的职责。林贼历来只图个人私利，对领导同志的安全与安危毫不在意，此等行径早在早年就已暴露无遗。
七、经历圳下激战之后，我军陷入了极其困境。我犹记得，前委曾就敌人可能的前堵后追，以及可能导致的建制混乱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作出了决策：若遭遇此类严重状况，部队将分作三路行动。其中，主席将率领第三纵队作为一路，朱德同志将指挥第二纵队作为另一路，而我与林彪同志则将共同带领第一纵队作为第三路。
当时，干部与战士均不愿分兵作战。尽管多次作出分散行动的决定，却始终未能如愿。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干部与战士之间，以及战士与干部之间那份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紧密依存与战斗团结。在那个时刻，这一幕尤为感人，时至今日，仍让人难以忘怀。
林贼面对如此困局，情绪低落，屡次力劝我分兵而行，偏离既定行进路线，另辟蹊径，意图将毛、朱二人甩在身后。他声称，与毛、朱同行目标显著，不利于我军保存实力与摆脱敌军追击。
当时我并未应允，队伍亦未拉开阵势。林贼无视革命的整体利益，图谋脱离领导，企图让领导同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自行解脱，但其阴谋终究未能得逞。
八、四军不久前，第七次大会才圆满落幕，主席提出，应从红四军的各个连队中各抽调一个班，以增强闽西地区的武装力量，从而组建第四纵队。
林贼竟敢公然站出来反对主席的提议，导致主席的合理主张未能得以实施。这充分暴露了林贼以狭隘的局部利益为出发点，对主席坚持的既重视主力又兼顾地方的正确策略所犯下的严重错误。
九、1929年，彭德怀成功从井冈山突破重围，与毛主席在余都重逢。尽管如此，毛主席仍决定让彭德怀返回井冈山，继续恢复那里的工作。随后，第四军抵达瑞金。毛主席审视了全国的局势，认定江西的形势最为有利，因此提出了力争在一年内取得江西的宏伟计划。
林贼心中对彭德怀四处游击的行径颇为艳羡，遂对主席提出的“一年内争取江西”的计划提出异议，认为全国乃至江西的革命形势并非能迅速实现，并指出江西福建的民众不愿投身军旅。林贼态度消极，忧虑敌人尾随追击，主张采取分散游击的策略。主席始终耐心对他进行开导。在四军九次大会之后，主席特意致信于他，信中引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警句，严厉批评了他消极悲观、对革命失去信心的错误思想。
此信经油印后，在军队与民间广泛流传，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林贼竟然矢口否认曾见过此信。主席英明神武，早已洞察其本质，此信对他标榜的始终正确形象构成了挑战，因此他极力否认。这充分揭示了叛徒林彪对主席的不忠，他玩弄两面手法，这是他反对主席的又一次重大暴露。
十、1929年11月，我自中央返回，首要之事便是拜访林彪将军。林贼对我询问了在中央的经历，我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央委派我负责迎接毛主席重返部队的使命。同时，我也询问了林将军部下的情况，他告知我，数个纵队司令员之间团结紧密，而那群所谓的政治小鬼则已被妥善处理。
林贼将政治工作人员诬称为政治小鬼，此行径充分表明了他对政治工作持一贯的反对态度。
十一、在红军遭受梅县战事挫败之后，部队抵达了上杭与长汀交界的官庄。当时，我军的主要职责是热烈欢迎毛主席回归部队，以统一全党和全军的思想路线，应对全国性的迅猛发展态势，并进一步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然而，林贼却提出召开前委会，讨论他主张的分散游击战术。在会议上，林贼多次强调他在永定与上杭一带实施分散游击战术的经验。会议期间，争论异常激烈，尽管林贼的提议未能获得通过，但他依然固执地保留了自己的观点。
林贼素来倡导采取分兵游击的策略，实则暴露出其对国家革命前景的悲观与失望。
自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在毛主席英明正确的路线指引下，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风貌。毛主席及前委领导率领的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等地与闽西地方同志共同研讨并部署地方工作。林彪指挥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则在新泉、朋口、长汀等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听闻江西敌军将自瑞金发兵，意图进攻闽西，林贼擅自行动，未向主席与前委请示，便带领队伍匆忙逃往江西。直至主席率领的二纵队穿越清流、宁化、归化、广昌，抵达宁都的东韶，方才追上了一三纵队。
事后，我对其在九次大会结束之后，未向上级请示便擅自作出分兵行动的决定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林彪却对此拒不承认。他闻风即逃，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种行为无疑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体现，更构成了逃避责任的又一罪状。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在此之前，我供职于江西军区。据前线传来的消息，三军团彭德怀部曾遭遇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导致部队士气低落。在小元会议上，林贼与彭德怀均提出脱离主力部队，转而进行游击战的策略。这一情况我虽有所耳闻，但并未亲眼目睹，有待进一步核实。然而，林贼在遇到困难时，总是倾向于离开主力部队，选择分散进行游击战，这种做法确实是他的一贯主张。
十四、在1944年我身处延安之际，与林贼的交往并不频繁。记得有一次，我曾向他询问有关第三国际的情况。林贼对此大加赞誉，夸赞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的能力，称他们虽外表看似长者，实则才干非凡。林贼对这批人的过度吹捧，或许与此次匆忙逃离的历史渊源不无关系。
十五、另一次，林贼对延安的抢救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声称在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实为对青年的暗害，并对叶群大加赞誉。此次其背叛祖国、投靠敌对势力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审查叶群的正确性，遗憾的是，审查并未彻底。
以下是我所能回忆起的林贼罪行的一部分。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林贼在早年便多次对毛主席持有异议，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对中国革命抱持消极和悲观的态度，不止一次地动摇和企图逃离，意图分裂红军。林贼性格阴险，擅长玩弄两面手法，培植亲信，热衷于阴谋诡计，这已成为其一贯作风。此次他竟胆敢图谋加害主席，背叛党和祖国，绝非偶然之举。
我并非否定，林彪在毛主席及党中央的领导下，确实曾参与过一些对革命事业有积极意义的活动。回溯至一九二八年湘南之役，我承认当时犯了错误，而林彪在桂东的那一战中，其指挥是正确的；在红四军召开的七次重要会议上，我曾站在错误立场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林彪则通过信件表达了对毛主席路线的支持，这一历史事实不容忽视。在揭露林彪罪行之际，我亦不回避我在历史上所犯下的这两次重大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下的严重过失。
以上事实，供参考。
03 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对林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往昔在苏区以及长征岁月里，他给我的印象是年轻气盛，经验尚浅，然而在战斗中却能运用智慧，不过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颇为显著，从不接受任何批评，更遑论自我反省；在决定性的关头，他并非忠于毛主席，反而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当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人试图拉拢他时，他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意图投靠他们。
平型关战役一役过后，我们便各自分散，此后交往寥寥。待至全国解放之际，他长年卧病在床，静养至今。
自庐山会议伊始，他接掌军委事务，以红旗为号，反其道而行，调门逐层拔高，巧妙地掩饰了他隐藏的野心、阴谋，以及反革命的双重面目。
同时，由于我全情投入于科技业务的海洋，未能充分研读主席的著作，导致我的路线觉悟较为薄弱，未能洞察问题所在，因而误以为他衷心拥护毛主席，并积极传播毛泽东思想。因此，在军委的岗位上，我对他的态度是充满尊敬与支持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确定为接班人，我对此表示坚决拥护。尽管我清楚他在历史长河中曾犯有过失，但考虑到他当时尚年轻，并在主席的长期熏陶下，相信他已有所悔改。此外，他在历史上也确实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对他的接班人身份充满信心，绝无任何疑虑。
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
因此，我愈发深切地体会到主席的英明与伟大，他洞察秋毫，使得这场反革命政变得以彻底挫败，这无疑是我党历史上的一大幸事。回顾过去五十年的亲身经历，我深知那些企图分裂党、暗中策划阴谋、反对毛主席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这乃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野心勃勃、暗中策划、背叛国家者林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下了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
（一）在攻克漳州之后，林贼在筹措资金的过程中，曾对“左”倾行为提供过资助。
1932年春，红一军团正式组建，毛主席亲自率领一、五军团南征，挺进福建，攻克漳州。此次战役的指挥与部署，均由毛主席亲自操持。攻克漳州之后，在漳州、漳浦、石马等地积极筹措资金，严格遵循主席所指示的经济方针，确保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店铺未曾闭门歇业。
例如，对于陈嘉庚的款项，他原本不愿缴纳，然而我们仅没收了与所派款项相当之货物，既公正又合理，并未额外增添任何物品。陈嘉庚事后甚至称赞了我们的行为。
主席离任之后，林贼便在漳浦地区力挺红三军高自立等人推行“左”倾行动。对于那些拒绝缴纳款项的民众，他们竟将其押至街市，施以非人刑拷，以儆效尤。此举导致不少商铺纷纷闭门谢客，小资产阶级亦感不满，甚至连工人与农民也心生疑窦，政治影响恶劣之极。
我坚决主张改正这一做法。然而，林贼却站在高自立一边，辩称若不采取此法，便无法筹集资金，而没有了资金，便无法继续战斗，这无疑将红军的政治影响力置之度外。这场争论持续不断，直至我们自漳州归来，在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上才得以平息。
（二）林彪偏袒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集团，宣扬“短促突击”的战术。
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展开，教条宗派集团对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提出异议，他们推崇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主张与敌军进行消耗战。这种做法在战略与战术层面均显错误，导致我军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
彼时，林贼撰文《论短促突击》，力挺李德，其观点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青睐。此事不仅关乎军事战略的分歧，更体现了林贼对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立场之鲜明表态。
聂荣臻与林彪曾共事红一军团
（三）在长征路经广东的乐昌与九峰山一带时，林彪置整体利益于不顾，违背军委的指令，一心只想着逃离战场。
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彭德怀率领右翼部队，而我则负责左翼的行军。我们部队先后在信丰与安远之间成功突破蒋介石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继而在城口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正当此时，广东的军阀部队已赶至乐昌一线，企图截住我们的去路。
彼时，我军团肩负着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必须突破位于乐昌北部的九峰山，并派遣部分兵力占领该山的关键地形，以保障九军团及中央纵队的安全行进。然而，林彪在此关头，却置整体战局于不顾，一心只想逃离战场，他提出放弃占领九峰山，而是带领部队经由山下的大道逃离乐昌。
我持反对林贼的见解。回顾当时情形，粤军凭借火车之速，而我军只能徒步前行，显然难以与之匹敌。若取道乐昌，我们难免遭遇敌军。作为先锋部队，我们肩负着掩护任务，绝不能只顾个人安全而忽视职责。若不掌控九峰山，一旦敌军截住我后续部队，将造成严重损失，严重干扰长征的整体计划。
左权随后提出一策，派遣一连士兵先行进行侦查。我部遂沿九峰山继续前行，成功控制关键地点，为后续部队提供了掩护，最终胜利抵达宜章。
侦察结果显示，敌人已推进至乐昌境内。若照林贼的逃跑策略，我九军团与中央纵队将面临极为险恶的处境。林贼一心只想逃之夭夭，对后续部队的安危置若罔闻，其恶劣行径令人义愤填膺。
（四）在遵义会议之前以及会议期间，林贼的态度显得模糊不清。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党先后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虽因主席的军事思想已深入人心，而教条宗派集团虽未完全执行其瞎指挥，亦实现了胜利。然而，自第五次反围剿起，由于教条宗派集团错误的指挥策略，我军陷入了被动局面，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部队干部逐渐认识到教条宗派主义的严重危害，纷纷呼吁毛主席重新掌舵，引领我们走向胜利。
1935年年初，我军踏入了遵义城。紧接着，在一月八日，我们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自此，中国革命事业在胜利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实现了从一次胜利迈向另一次胜利的伟大飞跃，这标志着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
行军至遵义之际，我因足部受伤，需乘坐担架。恰巧，王稼祥同志亦同乘一担架。于是，我们便时常并肩而谈，一致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足以胜任，亟需对领导层进行改组，强烈主张毛主席接任领导之位。
林彪在遵义会议前后均保持沉默，其立场显得模糊不清。近期，有传言称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甚至有人四处搜集所谓的“重要讲话”，这一行为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回顾一系列事件，林彪这一两面派的真实想法显然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穿越金沙江后，林贼公然致信，强烈要求更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原计划是渡过长江，抵达四川。然而，在围攻土城的过程中，彭德怀同志担任前线指挥，但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导致我军伤亡惨重。蒋介石随即调动其嫡系部队以及川、黔、滇、湘等地的军阀部队，全力进行阻截。
当时我军身心俱疲，若继续西渡长江，一旦敌人追至且无船可用，我军恐将遭灭顶之灾于江畔。主席洞悉敌情，英明决断，调整了既定的渡江战略，转向滇东北的扎西（威信）一带。各省军阀部队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纷纷拼命追赶，敌后空虚。主席遂指挥我们掉头东进，再次渡过赤水河，趁机占领桐梓，重返遵义，而后又转向仁怀，实施三渡赤水，佯攻贵阳。
在主席英明卓绝的指挥下，蒋介石麾下的数十万大军无不遵从我军的调度。蒋介石匆忙亲临贵阳前线督战。然而，我军却突然改变行军方向，向黔南挺进，于贵阳与龙里（龙云部驻扎之地）之间直捣云南，将敌人远远甩在身后。五月初，我们巧妙地渡过了金沙江。这不仅是长征途中的一次决定性胜利，更是毛主席军事智慧与主席英明指挥的辉煌成果。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
彼时，三军团成为大本营的所在地，博古与张闻天时常造访；李卓然因五军团负责长征的后卫任务，对主席心生不满。这伙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集团成员相互勾结，煽动风潮，掀起一股企图撤换毛主席领导、推举彭德怀上台的恶浪。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亦是该教条宗派集团的一员。
穿越金沙江后，林彪在会理地区便开始喧嚣不止，他大声疾呼，表示如此下去绝非正途。抵达营地后，他便立即拨通彭德怀的电话，情绪激动地表示：“当前的领导层已无法胜任，请您亲自出马，执掌指挥权。”我随即严厉地斥责他：“你居于何种地位？岂可擅自指定总司令，擅离职守！”
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
我坚决不同意签字，与他发生了争执。我质问道：“当前革命形势如此紧迫，若不信任毛主席的领导，那又有谁能担此重任？！你刚刚参与了遵义会议，如今却反对此会议。你与主席共事已久，在主席的指挥下，我们成功击退了多次围剿，你应该对主席充满信心，只有他才能扭转当前的危局。”
在我们争执之际，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均在座，却无人发声。林彪不顾劝阻，执意于个人名义在信件上签字后便离去。嗣后，主席在会理会议上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斥责道：“你尚且稚嫩，又怎知世事的深浅！”
（六）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林彪在针对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消极和动摇的态度，甚至产生了投靠张国焘的念头。
在领袖的英明指引下，我军中央红军成功跨越了金沙江，穿越彝族聚居区，勇夺安顺场，抢渡了大渡河，翻越了险峻的夹金山，抵达懋功地区，实现了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我疑虑重重，当时或许正是李卓然将遵义会议前后的局势透露给了张国焘。随后，自张国焘处传出了风声，称一方面军亦存在内部分歧。他趁机利用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对毛主席的反对意见，试图拉拢一、三军团，图谋吞噬中央红军。
自两河口会议落幕翌日，张国焘邀请我与彭德怀共进早餐。餐后，他提出要将两三个团（实则约两个营，不足千人）划拨给我们。我即刻察觉到张国焘此举似有笼络之意。散会后，我向彭德怀询问张国焘此举的意图，但他并未直接回应，只是淡淡地说：“对于拨兵之事，你似乎还不愿接受。”
稍后，我们抵达了毛尔盖，途经巴西和阿西，于主席的指导下召开会议，正式组建了总指挥部。徐向前同志担任右翼总指挥，我们则隶属于右翼指挥体系。一日，我与林彪同志一同前往右翼指挥部领取指令，晚餐后，陈昌浩同志说道：“林彪同志可以先返回，聂荣臻同志请留下，我们有些事情需要谈一谈。”
离席之后，陈同志便向我征询对遵义会议与会理会议的看法，并期望我作出明确表态。我回应道，我亲身参与了这两场会议，并对其表示坚决支持与赞同，我的立场早已明确表达。最终，讨论并未得出新的成果，我便告辞而归。
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随后，当我们在阿西、巴西一带活动时，张国焘从阿坝传来电报，指示我们西进至阿坝。直至事后方始明了，彼时张国焘竟暗中指使陈昌浩，若一方面军不听从调遣，便可相机行事，以应对对中央的危害。
叶剑英同志时任四方面军参谋长，他及时将密电内容呈报毛主席。毛主席当机立断，下令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队即刻启程，向甘肃进发，以摆脱险境。这在我党历史上，又是一次充满紧张与惊险的斗争。
某日，我向林彪表达了我的观点：“我们绝不能继续滞留在阿坝，部队不能再在草地上拖延时日。正如主席所教导的，我们必须迅速离开草地，前往陕甘。”当时，我听闻张国焘另有一套计划，意图将林彪调至××军，而我则被安排至三十一军担任政委，但这一命令尚未正式下达。我提醒大家，务必警惕，张国焘意图对我们下手。
“即便蒋介石的支持者更多，但这能证明他的路线就正确吗？！”
我始终抱有疑问，当时林彪或许是被张国焘策反，意图投奔他的阵营。幸而，主席果断采取措施，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诡计。
（七）初抵陕北之际，林贼曾萌生去意，意图背离毛主席，转而前往陕南展开游击战。
在毛主席率领红军胜利抵达陕北之后，林彪却心中充满不满，不时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1935年冬天，在宜川地区，林彪屡次表露意愿，意图率领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前往陕南展开游击战。这充分表明，林彪怀有背叛之心，意图脱离毛主席的领导，试图独树一帜，另辟蹊径。
（八）在大相寺会议上，林彪未对自己的失误进行反思。
在红军东征之际，主席紧急来电，指示我们抽调部分新兵支援十五军团。林彪接到电报后，语气中带着不满，抱怨道：“这×的几个兵”，随即愤然将电报掷于地上，表情显得颇为不悦。
我迅速查阅了电报内容，随即征询了彭雪峰等人的看法。彭雪峰当时正沉浸于恢复三军团的幻想之中，因此对分派任务持反对态度。向下级询问时，他们纷纷表示困难重重。我个人的思想同样带有一定的本位主义色彩，倾向于减少或拒绝分配任务。鉴于此，我们回复了电报，明确表示了不分配任务的要求。
在大相寺的会议上，主席对我提出了不顾整体利益、过于强调个人立场的不当行为的批评，这种评价完全正确，对我的教诲深远，同时也对全军起到了警示作用。身为政委，我在这一事件中负有首要责任。然而，林贼在会议中却保持沉默，既未进行自我批评，亦未发表任何意见。
（九）在大相寺会议落幕之后，1936年五月至六月期间，林彪被调至红军大学任职。在临别之际，他与我交谈道：“我们共事数载，今日终须各奔前程。过往我们间的分歧，你系基于组织立场，而我则着眼于政治考量。”我回应道：“我们争执的乃政治议题，此类问题纠缠不清，不急于一时，日后自当深入探讨！”话未说完，便就此打住。由此可见，林贼对于会理会议的批评，始终怀有难以释怀的不满之情。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贼曾多次公然反对毛主席。直至此次事件，他竟然企图加害毛主席，投敌变节，沦为党史上最为极端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绝非偶然。这枚定时炸弹终至自我引爆，自行了断，自食恶果，罪有应得。这正是所有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必然遭遇的结局。
刘伯承揭发林罪行
刘伯承谈林贼罪行记录摘要
1972年3月2日上午
一、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林贼对毛主席产生了反对意见，他联合彭德怀，力主毛主席放弃指挥权。在会理会议上，林贼的这一行为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在会议中，毛主席对他指出：“你还只是个孩子，对这些事情你并不了解。此时此刻，直接与敌人正面冲突是不可取的。采取迂回策略，多走一些弯路，反而更为有益。”
二、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林彪将军驻守东北，而我方正全力推进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然而，当我前往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战况时，得知毛主席曾指示林彪将军攻打锦州，但林彪将军却未遵从命令，执意进攻吉林（长春）。此举导致战机错失，战事拖延，毛主席对此表示了批评。尽管如此，林彪将军却对此置若罔闻。
传言罗荣桓曾向毛主席发送电报，坦诚承认了自己的过失。然而，林彪得知此事后，却以讽刺和嘲讽的口吻对罗荣桓说道：“你的电报倒是写得颇有一番水平，看来你未来大有可为。”
三、踏入关隘，我们南渡长江，虽未正式请求增援，然而我军抵达彼处时，林贼亦已派遣其部至同一地域。我军成功占领广州，林贼亦步亦趋紧随其后。我军挺进雷州半岛，林彪的部队便迅速占据了海南岛；我军抵达广西，林部亦随之而至广西。随后，我们又转战西南。在琼州战役中，我们一举消解了胡宗南的主力以及川军的大部分兵力，共计九十万人。当时，林彪索要了二十五万，而三野则是我们主动提供的，亦提供了二十五万。回顾往昔，林彪索求这二十五万，实则意图扩充自身实力。
随后，林彪派遣了五十军前往成都，五十七军则被派往重庆，然而他们的目的并非参战，而是旨在抢占地盘与搜集武器。
同样，在云南的情形亦是如此。陈赓部队进驻云南，林彪亦随之派遣部队，于敌军退路实施截击，目的亦是搜集武器。由此可见，林贼发动政变并非无因，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着手夺取权力，蓄积力量，占据地盘，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四、那是在杨成武担任总长期间，林贼曾与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对话。在谈及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强调，应效仿蒋介石的做法。蒋介石能够掌控国家的兵力，从而把握国家的命脉，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罗荣桓、刘伯承、林彪、叶剑英、贺龙（摄于1959年10月1日）。
五、某日我拜访南京空军俱乐部，却发现馆内并无毛主席的画像，仅悬挂了刘亚楼的肖像，并称其为空军始创者。这使我回想起在东北时期，刘亚楼曾将损坏的日机和国民党飞机搜集起来，制作成影片，声称展现了空军的崛起。据此，难道他就能被称为空军的奠基人吗？
刘亚楼离世之后，林彪便任命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之职，此举当时便遭到了众多人的异议。此事反映出林彪对于空军建设的重视由来已久。
继而，李作鹏被委以抓捕海军之重任。追溯至江西苏区时期，李作鹏曾是一名译电员，彼时年幼却心机深沉，行为不端。陈光，一一五师的前副师长及后来的师长，他固然有过失，性格自负，但这些均为内部纷争。李作鹏假意结交，巧妙地套取陈光信任，夸大其词称自己与香港有渊源，进而暗示其与蒋介石有所勾连，最终导致陈光自焚。李作鹏的行径完全符合特务手段，然而林彪却因此事对他倍加器重。
六、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相较之下，林彪对政变策略颇有研究，专门搜集相关的案例。这充分表明，他意图发动政变的图谋由来已久。
刘伯承同志曾言，林彪此人言行不一，表里如冰，与我相识数十年，从未闻其吐露真言。此次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非同小可，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谨记方针政策。自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以及林陈所发起的数次反党事件，其背后皆与苏修脱不了干系。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提防苏修的颠覆阴谋，此乃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
05 肖克揭发林彪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自我党成立以来，历经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其中林陈路线的斗争尤为激烈。林彪及其追随的少数死党背叛党，背叛国家，他们的覆灭速度之快，结局之惨烈，甚至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杰出的领袖毛主席在应对这场反革命事变的过程中，事前密切关注中央内部及党内阶级斗争的细微动向，洞察先机。在秋末南巡之际，毛主席再次强调：“全党干部务必坚持马克思主义，抵制修正主义；要致力于团结，而非分裂；要秉持光明磊落，摒弃阴谋诡计。”这一重要讲话，启发了广大同志提高警惕，从而未酿成严重后果。事变爆发后，毛主席采取的措施得当，确保了全国秩序的稳定。
这再次彰显了毛主席的英明与伟大；彰显了历经五十年磨砺的党，不仅是伟大的，更是光荣的、正确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道理：无论叛徒、汉奸还是卖国贼，无论其职位如何显赫、名声如何响亮，最终都难逃覆灭的命运，且其败亡往往来得更快、更惨。历史的辩证法便是如此。林彪正是在这历史审判的舞台上，为自己宣判了死刑——他仓皇出逃、投敌叛国，最终自食恶果。
（—）林彪是否始终正确、绝对正确，并且始终坚定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在南昌起义失利之后，于前往湖南发动起义的途中，有人图谋逃离。
南昌起义受挫，林彪所隶属的二十五师从三河坝转战至湘南。在此过程中，林彪曾萌生逃跑的念头。这一事实，林彪于1929年夏季不慎透露。当时在闽西，我与支队党代表高静山（已故）一同前往纵队司令部，偶遇林彪。我们提及了陈毅同志（彼时陈毅已由第一纵队的党代表调任军政治部主任），林彪对陈毅颇有微词，情绪激昂地表示：“陈毅此人极为专横，喜欢责骂他人。我们去年从三河坝撤退时，本想逃跑，但又担心被抓捕后会被枪毙。”
二、在1928年秋季，我军从湘南撤回井冈山之际，耿凯（牺牲于长征途中）曾与我言道：“林营长在郴州意外地发了笔横财。攻克郴州之后，×××（具体姓名已忘——注）成功搜集到了五筒银元，合计两百五十块，以及七个金戒指。恰逢林营长在场，这些财物便被其所得……”
我说没归公？耿答：“归哪公！”
此事于1929年得以证实。一次，我们谈论到大庾县战败的经历，林无意间提及，在撤退途中，挑夫遗失了他的小箱子，箱中装有百余元银钞以及七个金戒指。我先前曾听耿凯讲述过他发家致富的故事，他所述的金额虽略有出入（半年后有所消费），但七个戒指的数量却是准确的。耿凯的话因此得到了证实。林彪在郴州大发横财，恰逢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后的三个月。耿凯与我均感同身受：你似乎并非那么老实！
三、林彪的右倾思想，早在红四军撤离井冈山之前便已显现端倪。
在讨论井冈山事宜的部队各级党委会议中，林彪屡次强调：“当前边界形势严峻，仅靠红米南瓜是不足以维系的，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否则，将难以保持现有局面。”此观点亦曾在白露大会的发言中得到重申。
林与毛主席的思想观念存在显著差异。毛主席旨在赣南广大区域掀起一场广泛的游击战争，而林则源于对“无法维系”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红米南瓜饮食的不满，其思想带有明显的右倾色彩。这与当时有人提出的“红旗究竟能够坚持多久”的右倾论调颇为相似，尽管表述各异。即便下山之后，林仍保持悲观失望的态度，甚至对毛主席在特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持有反对意见。
四、林彪军阀主义。
在井冈山及粤、闽、赣边界的游击战争时期，他尤为重视军官的职权，对于政治机关与政治干部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1928年冬日之初，毛主席与前委委派何挺颖担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兼团委书记。当时，林总在后方休整，不久后归队，便召开了军官会议。林总并未与何挺颖进行商议，也未为他安排会议议程，更未向与会人员介绍何挺颖（因其刚到不久，并未与全体干部有过面谈），而是由他个人主持并发表讲话，让何挺颖独自坐在一旁——就像我们一般干部那样，在下面聆听训示。林总讲话时间较长，讲毕便宣布散会。对于林总对何挺颖的态度，我们心中颇感不快，会议结束后，大家也对此进行了讨论。
“倘若何党代表当时在三十一团，绝不会遭遇此难！”（何原本担任三十一团的党代表。）
林彪既着重强调军官的职权，却又过分凸显行政权力的作用。他尤其偏爱“层层节制”这一表述，并以此阐述道：营长应专注于管理好四个连长，而连长则需负责三个排长的指导……他鲜少与士兵及下层干部接触，也从不与他们闲聊或开个小玩笑。
他言：“治军需严，心怀慈悲，行雷霆之策。”回溯至一九二九年夏日，在闽西的虎冈，纵队司令部的勤务员一位，乃湖南宜章人士，我昔日于宜章农民团任连长时，曾是我的部下。此人窃取了民众的些许物品，林某闻讯后，即刻将其唤来质问数语，随即拔枪将其击毙。
那是在古田的十二月，第一支队部的一名炊事员窃取了村民的一双鞋子。事件一经查实，支队支队长王良与政委李赐凡便立即向林同志汇报了情况。林同志随即下达了严肃的指示，要求严格执法，最终该炊事员被支队依法处决。
“你不妨试一试。”于是，连坐法在三纵队得以实施。鉴于我军拥有党的英明领导，加之士兵多为受土地革命之益的农民，阶级觉悟颇高，经过长沙与吉安等战役的磨砺，战斗力迅速攀升。然而，他却误以为连坐法成效显著，于是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将此法推广至红四军，并美其名为“革命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显著提升（其他部队并未实施连坐法），于是此议亦随之搁置。
五、1945年夏日，于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针对彭德怀在临汾举办之华北局与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林表示，他当时对会议中过分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持不同意见。我回顾当时的情形，林并未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在休息期间，我向与会同志进行了询问，他们均表示并无此记忆。
经过两日之隔，有人出示了会议的个人笔记。林彪虽与先前一致，表示赞同十二月的会议决议，并再次重申了运动战的重要性，但他面对记录时，却显得并不坦诚，流露出疑虑的神情。尽管如此，他亦无法提供任何有力的反驳，这让我们感到极不悦。
以主力部队自北向南推进，其中一部由黔东南方向深入广西西北部；同时，命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从广州沿西江进军，与桂军展开配合。这原本是针对最狡猾阴险的军阀白崇禧及其较为灵活的桂军所制定的最为正确的战略方针。然而，林彪却迟迟未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地区从战术层面捕捉敌人，导致部队在酷暑中频繁调动，最终仅在衡宝战线上成功围困了敌军三个师和一个团。
虽已击败此敌，然而敌方主力撤往广西，自此难以寻觅战术上制敌的良机。经过一段停滞，林彪终是心灰意冷，这才采纳了毛主席的战略大包围策略。
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穿越黔东南，翻越雄伟的大图山，兵团陈谢一路西进，抵达广西西北部。与此同时，五个军部队从湘南挺进广西，形成了对敌的战略大包围。白崇禧面临三面夹击，战略上陷入被动，指挥步调紊乱，短短五十天内，桂系作战便基本宣告结束。在我看来，林彪并未完全执行毛主席对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至少是执行力度大打折扣。
第七战区的衡宝战役即将落下帷幕，然而，对于敌方兵力的评估却出现了两则不同的情报：一则指出第七军下辖的三个师及四十六军的三十八师；另一则则声称第七军全体以及三十八师的一个团均参与其中。由于战斗方歇，真相尚且不得而知。在此关键时刻，林将军迅速上报，称已成功消减敌军四个师及一个军部。
桂军后撤至湘桂边境进行布防，却意外地发现三十八师驻扎在全县周边。我曾向林提及此事，他却认为信息不可信，并未进行核实，我也就不便再提了。
在我看来，战争中的师级单位增减对全局影响微乎其微，然而为何要夸大其词呢？我觉得林彪在战果尚不明确时就急于邀功，而在真相大白后又要维护颜面，这种行为显得不够诚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前诸多问题逐渐被淡忘，加之林彪同志曾为党的事业作出过贡献，因此对其不再那么关注，乃至逐渐忘却。直至林彪同志的问题被传达开来，这些记忆才逐渐浮现。
（二）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
在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后英勇牺牲于陕北）曾就某些问题向其提出过批评。林则徐两次在纵队委员会会议上，因谢未佩戴帽徽而公开斥责其有失军风纪。彼时，谢唯俊担任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林则徐对他常感困扰，这令谢感到颇不自在。关于此事，我曾向当时担任军委书记的熊寿祺（后于1930年夏被派往上海中央联络，不幸被捕失联，直至解放后才得以重逢）提及过。
再如1950年，邓子恢同志自北京返回汉口，于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南局于1949年夏日，有人提出将中南地区中心工作重心转向乡村的口号，实则谬误。我对此持与中央一致的观点，林彪非但未认同中央的立场，反而指责我个人的错误，实则是否定了所有正确性。会议持续数日，却未得出任何明确结论便草草收场。自此，林彪对我心生不满。
有人言，1950年我调至军委，乃林某不悦之故，然不知其确否。然而，林某于1951年冬日，态度不满地对我指出，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有误，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我则认为，党员在会议中提出意见，即便是错误之见，亦属正常，但林某似乎不能接受。此类行为，在我看来，实为打击与报复（关于汉口之事，我内心长期存疑，直至1969年秋季方才进行自我反省——详参《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发表于1969年十一月中旬报送中央，其是否恰当，尚需进一步思考）。
在土地革命年代，对他提出意见实属不易，提及批评更是难上加难。会议之上，他总是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让人心生不安，甚至感到畏惧。对于自身错误，他既不进行自我反省，亦不允许他人指正，此种行径无疑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的体现，更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鲜明反映。
在主席长期而耐心的教导下，我有所进步，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迈向最终消灭剥削制度、铲除一切旧事物之际，那些潜伏的隐患再次爆发，并恶性膨胀——堕落至企图篡党篡军，借助黑帮特务的伎俩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挑起反革命的内战，直至沦为汉奸卖国贼。
对于那些不熟悉他过往经历的人，自然会感到震惊不已；即便是多少了解他或对他有所认知的人，亦难免会感到惊讶。在历经的十次重大路线斗争中，林彪可谓谎话连篇，恶行累累，堪称最为阴险、狡诈、狠辣之人——我亦忍不住要用上几个“最”字来形容他。
（三）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
在江西岁月，他自称是最不沾染封建思想的人。当时，在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中，有人断言他始终正确无误。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清楚记得，在土地革命初期，他对革命的前景感到悲观并心生失望；在遵义会议后，以及渡金沙江和会理会议期间，他曾带头对毛主席等人的决策提出反对意见，但这些并未被公开提及。
七大之后，在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林彪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但并未提及彭德怀在会理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此举实为掩饰自身在此次会议中的过失。然而，在另一场合，他却声称自己在临汾会议上的决策是正确的。
自此直至掌管军委事务，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的地位愈发显赫，声望也随之攀升。然而，他依旧如往常一般，既不进行自我批评，亦不允许他人对其进行指摘。
随着部分投机分子的夸大其词和盲目吹捧，那些诸如“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最”等美誉，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似乎变得理直气壮起来。在这种氛围下，不遵循这一套模式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似乎变得难以接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量宣传，普通干部、党员和群众，往往只看到其优点和吹捧的一面，而对其实际的错误和虚构的历史却浑然不知。
去年十月和十一月，我有幸参加了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在这期间，我沿着南昌、吉安、井冈山的足迹前行，途经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在这些地方的展览馆和宣传资料中，我发现许多内容都在宣传林彪，而且其宣传口径几乎雷同，甚至有些内容存在伪造、夸大和误导之嫌。例如：
将林彪尊为南昌起义的第二位领导人；林彪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抵达井冈山，与毛主席成功会师；在湘南起义的部队与毛主席会师的过程中，林彪是第一个与毛主席见面的人；1928年七月，在七溪岭战役中，林彪主持战地会议，提出了“三猛战术”，成功击溃了杨池生师；同年八月，林彪率领一支小队于桂东击退了来犯之敌（虽然我们战斗得勇猛，但这却是一场败仗）；在井冈山挑运粮食登山时，他发现了自己的休憩之所，但实际上他并未参与其中。一位身体不适的团长未能参加，这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却不能虚构事实。诸如此类的事件，我仅在浏览后记时偶然发现了一丝线索。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为流传的宣传内容，其中不乏荒谬至极的说法。例如，有传言称苏德战争爆发时，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反对与会者的意见，而斯大林采纳了林的策略。在小学教材的一至十册中，林彪的语录和文章比比皆是，甚至在某些部分还详细询问了林彪的居住地、住所环境以及室内的布置，似乎是在准备将林彪与毛主席并列。
搜集并编造上述材料的人，其中多数是心地善良之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于林的阴暗面缺乏了解，往往以形而上学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在其结语中，竟然连续使用了二十个“最”字。他们只看到事物好的一面，便不加核实地辗转相传，人云亦云，既不进行调查研究，也不进行深入分析。然而，也有些人乐于充当捧场者、吹鼓手，甚至抱有野心，意图攀爬更高的地位，这两种人必须予以区分。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
林在北京的挚友，尽管已被一一捉拿归案，然而这百足之虫，即便身死，其影响亦难尽消。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启迪民众，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确保其恶劣影响得到彻底根除。因此，建议对林所制造的虚假、夸大及吹嘘的材料进行整理，并公之于众，以便彻底消除其负面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手中已无任何文字资料可依，唯有借助个人记忆。尽管如此，部分细节或许存在误差，此处仅提供作为参考之用。
06 李富春揭发林彪
李富春同志揭发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1971年10月8日
遵义会议后反毛主席。
在遵义会议期间，他并未发表任何言论。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开始传播对毛主席的不满声音，声称：“如此拖沓下去，部队必将崩溃，这样的领导方式还能维持吗？”他与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联手，共同对毛主席发起挑战。
毛主席在率领部队成功跨越金沙江之后，于会理会议中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指责。遵义会议方才纠正了错误的指导方针，并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他却公然站出来反对，实乃居心叵测之举。
二、1946年3月，在东北战区，我得知中央发来指示，旨在通过马歇尔的调解工作，同时遏制敌方向北推进的势头，以争取宝贵的时间，并有利于巩固东北的根据地。据此，中央要求林彪指挥部队对四平实施围攻，并伺机占领该城。
然而，林彪却将山东调集的多数兵力集中用以强攻四平。战事持续约二十日，部队遭受了重大伤亡，最终未能攻克该城。
“齐齐哈尔已无法坚守，必须向北安撤退。”这既是他的右倾思想，亦受到了林彪的影响。
三、东北土改中，他青睐“左”政策。
1947年下半年，东北地区启动了土地改革工作。我于七月从西满调至东北局，到了八月，新华社便广泛播报了华北地区土改的盛况，包括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以及贫雇农掌权的情景。东北局的宣传部长凯丰将这些报道也刊登在了《东北日报》上。我特地前往双城，向林彪和罗荣桓请示意见。林彪回应道：“既然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的做法可行，为何不尝试一番呢？”
数日之后，若干地区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我随即致电前线，由罗荣桓同志主持召开了东北局会议。直至九月，会议才最终决定撤销那场过于激进的“左”倾宣传。然而，真正的纠偏工作是在十月展开的，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并于十一月，毛主席针对当前几个政策问题下达了重要指示。
四、东北林彪与高岗交好。
在东北局会议召开之前，他常会与高岗进行商议，随后由高岗亲自主持东北局的会议，而他本人却鲜少出席。高岗在东北地区有“东北王”的雄心，而到了中央之后，他的野心愈发膨胀，这得益于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鼎力支持。
五、在东北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表现出了以下几点：首先，他并未主持东北局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曾参与政治局会议，然而却有人暗中指责他在暗中操控。其次，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并不愿意深谈，既不涉及政治话题，也不表露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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